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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他用略带忧伤的文字娓娓讲述着他们当年的故事。中国作家转发全文，以纪念作家史铁生。

　　在199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曾带王安忆去逛过地坛。当然，我们是冲着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去的。

　　自从北京书市2002年首次在地坛公园落地以来，二十多年过去了，地坛书市几乎每年都要举办两三次，分春季、秋季和冬季书市。久而久之，地坛书市就形成了北京市一个公益性、群众性的文化盛事，让市民们期待和向往。

　　我原来工作的单位和现在居住的地方，离地坛公园很近，每次逢书市开市，我都要骑上自行车，到书市的市场上走一走，看一看。我没给自己设定目标，不一定买什么书。我的书已经够多了。但我每每看到书市上书香四溢，人头攒动，有读者三本五本地买书，作为一个写书的人，我都悄悄有些欣慰。尽管读者所买的并不是我写的书，但书籍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作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来源，看到还有不少人在买书，看书，还是值得让人高兴。

　　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到了2023年，地坛书市有了新的命名，有了一个主题，主题是“我与地坛”。世界上的一切活动，有主题和没主题是不一样的，有了主题，就有了意义，有了统摄和号召般的力量。就拿地坛书市来说，在没有主题之前，地坛书市的说法，总让人觉得有些泛泛，有些一般，甚至有一些商业化的味道。有了“我与地坛”这个主题，给人们的感觉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它不但让人感到亲切，使每一位参与活动的读者都像是赴约，有了一种主体意识，更重要的是，用一部经典化的文学作品作为书市的主题，它就使书市有了文学性，有了诗意，使书市的人文意义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我们都知道，《我与地坛》是史铁生发表在《上海文学》1991年第1期头条的一篇作品。据责任编辑姚育明撰文回忆，对于这篇作品的体裁，史铁生没有标明是散文，也不愿标注为小说，只同意被说成是“史铁生新作”。这篇一万三千多字的新作甫一发表，即得到了王安忆、韩少功等作家的高度评价。韩少功甚至说，1991年哪怕只有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这一篇作品，对于整个全国的文学创作来说，也算是一个丰收年。

　　我所在单位的图书阅览室，订有《上海文学》，一借到当期的杂志，我就在第一时间读了《我与地坛》。我一字一句读得很慢，边读边品味，边读边走神儿，像是来了一场灵魂出窍，又像是得到了一场精神洗礼。读完作品的最后一句，我有些发呆，一时不知身在何处，半天回不过神儿来。我没有能力对《我与地坛》做出恰当的评价，只觉它太好了，太好了，好到让人无法说，好到一种无可评说的程度。

　　真的，它写尽了人生的苦难，却并不让人感到悲伤。它参透了生命的生与死，却一点儿都不让人绝望。它是史铁生奉献给全人类的真正的诗意之作，哲思之作，生命之作，心魂之作。一个作者如果能写上这么一篇作品，一辈子都值了。史铁生在作品中多次说到地坛公园的园神，我觉得史铁生就是那位园神。史铁生在作品中反复提到上帝，我认为史铁生就是坐在轮椅上的上帝。

　　史铁生说，他前前后后在地坛公园待了十五年。从绝对时间来说，我也许没有史铁生在园子里待得时间长，要论去地坛公园的次数，我可能比史铁生去得还要多。

　　1978年春节过后，我从河南的一座煤矿被借调到煤炭工业部下属的一家杂志社帮助工作。我那年刚26岁多一点，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我就住在煤炭部的办公大楼里，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地坛公园里去锻炼身体。

　　煤炭部离地坛公园很近，不过二三百米，我跑步穿过地坛北里小区，就到了地坛公园的北门。那时地坛公园不收门票，印象中大门一天到晚都是敞开的。正如史铁生所说，当时的地坛公园是荒芜的，到处长满了杂树和野草。

　　跑进公园后，我绕着公园墙内的甬道顺时针跑一大圈儿，然后在一片柏树林里打一套长拳。可能因为我起得比较早，在跑步期间，我没看见过别的人，偌大的公园里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在跑步。

　　我打长拳没拜过师，是从一本小册子上按图索骥自学的。从马步冲拳，到腾空踢腿，一招一式，我觉得自己打得还可以。在打拳的时候，我希望能有人看到，最好能给一个喝彩。可是，柏树林子里更没有人，我只能打给自己看。等我把自己的微汗打出来，就到煤炭部的机关食堂吃早餐去了。

　　在上午和下午的工间操时间，有时我也会就近到地坛公园转一圈儿。在这个时间段，史铁生也会待在园子里，他或是慢慢摇着轮椅，在古园里东看西看，或是躲在一处草丛里，坐在轮椅里苦思冥想。

　　我确信我看见过史铁生，但那时他的写作还没有出名，我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他是一个在轮椅上生存的、可怜的年轻人。当然，史铁生也不知道我是谁，我普通得什么特点都没有，不会成为他关注的对象。我和史铁生有着相同的年龄，却有着不同的身体状况和命运，我们两个在地坛公园失之交臂。

　　直到1986年秋天，我和妻子骑着自行车，去雍和宫附近史铁生家所住的平房小院送王安忆给史铁生织的毛衣时，才认识了史铁生。

　　我对史铁生说，我在地坛公园里看见过他。史铁生的样子一点儿都不惊奇，他把我打量了一下，说他对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

　　我说我去地坛都是从北门进，进了公园往南走。他说他去地坛公园是从南门进，进了公园往北走。史铁生说，他只认南门，一条道走到黑，从没有出过北门。我说我也很少出南门。

　　刘庆邦（左）与史铁生（2010年2月），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史铁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与地坛》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随着老少几代人都在读这篇作品，随着这篇作品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人心，使得地坛这座在北京存在了四百多年的古园今非昔比，知名度和影响力都大大提升。

　　仅从全国的文学人口来说，他们到北京，可以不去八达岭，不去颐和园，地坛公园是一定要去的。世界上任何好地方，如果没有文学艺术的参与，断不可生辉和流传。比如北京还有天坛、日坛等公园，因没有类似“我与天坛”和“我与日坛”那样的作品相伴，名气就没有那么大，去打卡的人也没有那么多。

　　你说我偏爱也可以，我大胆前瞻性地认为，史铁生之于地坛，与王勃之于滕王阁、范仲淹之于岳阳楼，一点都不逊色。只不过王勃、范仲淹所作的是诗文，史铁生作的是白话文而已。我们都自从有了《我与地坛》之后，地坛也变成了文学的圣坛，地坛公园也变成了文学的神园。

　　1993年初春，王安忆给我打电话，说她想到北京找一个地方写作，问我能不能帮她找一间房子。她说，她就是想试一试，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能不能写作。

　　在北京找房子不容易，我只能说试一试，看能不能找到。还好，我在煤炭报社有一个同事，她名下有一套一居室的房子正闲置着，她知道王安忆的大名，我跟她一说，她就同意了。

　　在北京写作期间，王安忆是自我封闭的状态，几乎哪里都不去，天天在一楼的那间房子里写东西。为了避免干扰，静心写作，她嘱咐我，不要让别人知道她在北京。每天每天，她都在看书，写作，哪里都不去。

　　过了一段时间，我去看她，她对我提出，想去看望一个朋友。想去看望哪一位呢？是史铁生。

　　此时，史铁生的家已从地坛公园附近搬到了金台路附近的水碓子小区。王安忆借住的和平里离水碓子比较远，她对北京的公交线路又不熟，只能是我带她去。

　　见到史铁生，王安忆像是终于见到了可以交谈的老朋友一样，两个人谈得非常高兴。多是王安忆提问题，史铁生回答。他们谈的多是抽象的、高端的话题，我似懂非懂，只能在一旁听。我记得王安忆说到了《我与地坛》，说好得不得了。史铁生微笑着，说一篇小文章。王安忆说：不，是大文章。此后，我又陪王安忆去过史铁生家两三次。有两次还把史铁生拉到外面，跟莫言、刘震云、王朔等朋友一块儿吃了饭，喝了酒。

　　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从静安里家里骑车，来到王安忆写作的住处，对她说：我带您出去转转吧。

　　王安忆一听，眼睛顿时亮了，说好呀，自从读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我一直想去地坛实地看一看。

　　王安忆住的地方离地坛公园有一段距离，步行去有些远，我只好让她坐在我的自行车的后座上，带她去地坛。我本来可以给她借一辆自行车，我们一人骑一辆车过去。可王安忆说，她的平衡能力比较差，一直没有学会骑自行车。好在那时骑车带人的情况还比较普遍，不会被人说成是违章。我们来到地坛北门，我把自行车放在北门外一侧的马路边，和王安忆一起走进了地坛公园。

　　我的计划是，沿着史铁生的足迹（车轮迹），带王安忆把整个公园一处不落地逛一遍。我们走进门上镶有巨大门钉的古老的北大门，就沿着墙内的甬道，从东向西走。走到钟楼旁，我对王安忆说，这是钟楼，并把钟楼上的大钟指给王安忆看。走到斋宫，我说这是斋宫，斋宫是园内一处自成一体的建筑群，我不知道斋宫是做什么用的，因斋宫天天大门紧闭，我从来没到斋宫里看过。

　　走在斋宫西边的那条小路上，我对王安忆说，史铁生所写的那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就是天天在这条路上练习长跑。还是在那条小路上，我继续对王安忆介绍说，史铁生所写的那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就是在这里捡栾树上落下的“小灯笼”。对于我的喋喋不休的介绍，王安忆几乎没什么回应，她好像是在对《我与地坛》所描绘的情景的回忆之中。

　　我们来到位于地坛中央的方泽坛。史铁生每次去地坛，都能看到方泽坛。因祭坛高筑，四周都有台阶，史铁生的轮椅摇不上去，他只能对神圣的祭坛遥望一下。我和王安忆的身体都没问题，有条件拾阶而上，登上坛顶。我对王安忆建议说：咱们替史铁生上去看看吧。王安忆没有拒绝登顶，她说好吧。我们登上几百平方米正方形的石砌坛顶，王安忆向四周望了望，说：铁生要是能上来看看就好了。

　　我说：在以前，这里可是只有皇帝才可以登临的地方。从坛南走下台阶，再往南走，绕过一座殿堂式的黄瓦建筑，就是地坛公园的南门。我把南门的牌楼指给王安忆说：铁生以前每天就是从这里来地坛的。王安忆向南门的方向望着，像是在想象史铁生摇着轮椅进南门的样子，她说：铁生的家搬得那么远，想来地坛恐怕就不容易了。

　　祭坛的南面和东面，就是史铁生在文章里反复写过的古老的柏树林。那些柏树的树龄大都在二三百年之上，树干虬劲，皲裂，树冠黑苍苍的，树林里弥漫着一种柏树壳子特有的香气。那些柏树史铁生看过了，我们仰着脸，以崇敬的心情，也一棵一棵看过。那些柏树一如既往，还是立在原地，还是一句话不说。王安忆说：树是最有耐心的，树总是比人更长久。

　　最后，我和王安忆来到了地坛的东北角，那里就是史铁生文章中所写的“野草荒藤”长得最茂盛的地方，就是史铁生经常藏身读书和写作的地方，也是他母亲找不到他的地方。王安忆认为，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母亲的那一节，是最让人痛彻心肺的章节，铁生的母亲太痛苦了，也太伟大了。铁生的母亲是天下所有母亲的代表。

　　国家进入经济发展时期之后，随着北京人口的快速增长，去地坛公园游览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公园方面改善了管理，加强了建设，把荒草铲除，建起了假山、瀑布、亭台和小桥流水。把有的地方圈起了篱笆，开成了花圃，种上了牡丹，芍药等。还有的地方打上了地坪，变成了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

　　我带王安忆走到地坛东北角时，正看见一帮北京老爷子在一片小树林旁挂笼示鸟儿。他们把精致的鸟笼挂在树枝上，坐在一旁自带的小马扎上听鸟儿叫。那些鸟儿如同百家争鸣，叫得一片喧哗。我注意到，那些小鸟儿的眉毛都白白的，弯弯的，是清一色的画眉。我自以为是地对王安忆介绍说：您看，每只小鸟儿的眉毛都像画出来的一样，所以它们的名字叫画眉。

　　王安忆趋近，正要仔细观看一下，忽听一个老爷子一声断喝：干什么呢，离远点儿！

　　王安忆吓得一惊，赶紧退了回来，她说：他好厉害呀。王安忆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

　　转眼到了2025年“我与地坛”北京秋季书市，在书市开市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3日上午，我又骑车来到了地坛。我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转了半天，只买了一本书，是新版《我与地坛》。

　　我家里至少已经有三本收有《我与地坛》的书，这次还是又买了一本。回到家后，我随即又把那篇文章读了一遍。经典性的文章总是让人百读不厌，而且每次捧读都会有新的心得。

　　史铁生说，地坛等了他四百多年，他在地坛待了十五年，他跟地坛是有缘分的。我呢，从河南调来北京后，将近五十年了，我一直在地坛周边转来转去，从没有远离过地坛。从空间和时间上说，我和地坛的缘分似乎更深。

　　有朋友对我说：你也可以写一写地坛嘛。我摇头，说写不了。有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在，我就不用写了，正可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