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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八年秋天，我站在村口土路上，远远看见一群衣着考究的外国人从面包车里钻出来，领头的老人一眼认出我，颤着声喊了我小时候的名字。

　　我叫莉莉，英国人，从小在伦敦南部长大，父亲是律师，母亲在银行工作。家里有花园洋房，有两条狗，有每年夏天去法国南部度假的习惯。按说我的人生该是另一条路——读大学，进公司，嫁个背景差不多的英国人，周末去Waitrose买有机蔬菜，偶尔在社交媒体上晒晒孩子骑马的照片。

　　那时候我刚从曼彻斯特大学毕业，心里烦得很，觉得伦敦的一切都透着一股“安排好了”的劲儿。我报名了一个国际志愿者项目，去陕西渭南下面一个村子教英语。说是教英语，其实去了才发现，整个村子会说“Hello”的人都数得过来。我被安排在村里小学的空教室里住，床板硬得像石板，厕所是院子角落里一个蹲坑，第一次蹲下去的时候我两条腿抖了五分钟才站起来。

　　村里有个年轻人叫李德全，二十八岁，初中毕业就没再读书，在家种苹果。他长得不帅，个子不高，晒得黑黑的，手掌粗糙得像砂纸。但他会修东西——教室的灯是他修的，我的自行车链条是他给上的油，连学校那台漏水的饮水机他都能鼓捣好。他不太说话，每次帮我弄完什么，就站在旁边搓着手笑一下，然后走掉。

　　我在村里待了四个月，走的那天他送我到县城汽车站，从怀里掏出一塑料袋苹果，搁在我行李上，说：“路上吃。”就这三个字。

　　我回了英国。找了份市场调研的工作，坐在有暖气的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屏幕做表格。每天早上挤地铁的时候，我脑子里全是那个村子的味道——黄土、柴火、还有秋天苹果园里那股甜丝丝的烂果子味儿。我想李德全。想他蹲在院子里修水泵的样子，想他吃饭的时候把碗端起来呼噜呼噜地吃，想他冬天穿的那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

　　我妈在电话里以为我疯了。“你念了这么多年书，就为了去中国农村种地？”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但我听得出来，那种平静底下压着一整座火山。我爸更直接，说你要是去，以后别找我们要钱。

　　我没要他们的钱。到了陕西，我和李德全领了结婚证。婚礼就在村里办的，摆了六桌席，菜是猪肉炖粉条、凉拌黄瓜、红烧鱼块，最贵的菜是隔壁王叔家借来的一只羊做的羊肉汤。我穿了件红色棉袄，是婆婆在镇上赶集买的，九十九块钱。没有婚纱，没有香槟，没有乐队。

　　首先是吃的。我在英国吃惯了面包奶酪沙拉，到了这儿，早饭是馒头稀饭咸菜，午饭是面条，晚饭还是面条。婆婆做饭放盐跟不要命似的，我头一个月嗓子肿得说不出话。后来我学会了自己做饭，但村里的菜市场就那么几样东西——土豆、白菜、萝卜、洋葱。我想吃奶酪想到做梦都在嚼，后来发现镇上小卖部卖一种叫“妙可蓝多”的奶酪棒，小孩吃的，我买了一袋，躲在房间里偷偷吃了一整包，吃完就后悔，那东西根本就不是奶酪。

　　再就是钱。李德全家种了六亩苹果树，一年到头忙活下来，刨去化肥、农药、套袋的钱，净收入不到两万块。两万块，四口人花。我嫁过来之后才知道，他们家还欠着三万块的外债，是前几年德全他爸看病借的。我跟德全商量，想把苹果品种换了，改种那种市场上卖得贵的红富士。德全闷着头抽了半天烟，说：“换品种要三年才能挂果，这三年吃啥？”

　　我说我来想办法。我给我妈打了电话，想借两万块钱。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说：“莉莉，你选择了那样的生活，就要自己承担后果。”然后她挂了。之后我又打了几次，她不再接我电话。我爸倒是接过一次，说了句“你妈气得血压都高了”，然后也挂了。

　　那是二〇一二年冬天，我蹲在院子角落里哭了一场。德全找到我的时候，我脸上全是泪，冻得硬邦邦的。他没说话，把我的手塞进他棉袄里捂着。过了几天，他把他爸留下来的一块老怀表卖了，卖了八千块。那怀表是他爷爷传下来的，他爸生前一直揣在身上。

　　我拿着那八千块，又跟村里几个媳妇借了点儿，凑了一万二，买了新品种的树苗。种树苗那天是三月，风大得能把人吹跑，我和德全两个人在地里从早干到晚，手磨得全是血泡。婆婆在家里给我们送饭，看见我的手，眼圈红了，说：“你图啥呢？”我说：“图将来。”

　　那年秋天我怀孕了。怀孕的反应特别大，吃什么吐什么，瘦得只剩九十斤。村里卫生所的大夫说你这情况得去县医院检查，可去县医院要坐一个半小时的班车，德全舍不得那车票钱，借了辆摩托车驮着我去。山路颠得要命，我抱着他的腰，心里想，我这是在过什么日子。

　　儿子生下来的时候六斤二两，哭声响亮得很。德全给他取名叫李安，说希望他这辈子平平安安。我给爸妈发了条短信，说你们当外公外婆了，附了一张孩子的照片。没有回复。

　　李安一岁那年，苹果树终于挂果了。新品种的果子确实好，又大又红又甜，拉到县城的果品市场上，收购商一眼就看中了，给的价格比老品种高出一倍。那一年我们家的苹果卖了三万六。德全数钱的时候手都在抖，他说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现钱。

　　日子慢慢好起来了。我们还清了外债，把房子翻新了一下，刷了白墙，装了铝合金窗户，还买了一台海尔冰箱。我把冰箱里塞满了东西——肉、鸡蛋、酸奶，还有我从网上买的真正的奶酪。婆婆说我乱花钱，我笑笑不说话。我知道她在意什么，她在意的是我到底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待下去。

　　李安两岁的时候我开始教他英语。村里人都觉得稀奇，跑来看我教孩子说“apple”“dog”“cat”。有个邻居家的小女孩叫甜甜，天天趴在门口听，后来脆让她进来一起学。再后来，村里又有几个家长把孩子送来，说让我顺便教教。我没收钱，但家长们过意不去，这家送一兜鸡蛋，那家送一袋面粉，日子就这么热热闹闹地过下来了。

　　德全还是不太说话，但他开始学着对我好。他知道我想家，就在院子里的墙上用粉笔画了一幅伦敦塔桥的简笔画，画得歪歪扭扭的，塔桥看着像两个门框。我笑他画得丑，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过了几天我再看，他在塔桥底下又画了一条河，河上面画了一艘小船。他说：“这是泰晤士河。”我说泰晤士河没这么窄。他说：“差不多。”

　　可我心里始终有一块地方是空的。每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会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英国那边正是下午，我想象着我妈在厨房里烤火鸡，我爸在客厅里装饰圣诞树，壁炉里的火烧得旺旺的，家里暖烘烘的。而我在陕西的冬天里，裹着棉袄，手冻得通红，听着远处村子里的狗叫。

　　我试着又给我妈寄过几次东西——李安的照片、我织的围巾、德全种的大苹果。包裹都寄出去了，没有任何回音。有一次我在淘宝上找了个国际包裹追踪服务，查到我妈签收了那些东西，签收人写的是她的名字。她收了，但她没有理我。

　　那种感觉很难形容。不是恨，也不是不恨。就是一种钝钝的疼，像手上磨出来的老茧，平时不觉得，碰到的时候才知道它一直在那儿。

　　李安三岁那年，有一天他问我：“妈妈，别人都有外婆，我怎么没有？”我愣了一下，说你有外婆，她在很远的地方。他又问：“她为什么不来看我？”我说不出话，转身去厨房切土豆，切着切着眼泪掉进了案板上。

　　第一件是德全在村口开了一个小超市，卖日用百货和农资。这是我想的主意——村里人买东西都要去镇上，来回十几里路，不方便。我们把自己家的两间空房收拾出来，摆了货架，进了第一批货，花了不到两万块。开业那天放了一挂鞭炮，村里人都来看热闹。头一个月生意一般，后来大家习惯了，买包盐买瓶醋都来我家，一个月能挣个两三千块。

　　第二件是李安该上幼儿园了。村里没有幼儿园，最近的幼儿园在镇上。我每天骑电动车接送，单程要二十分钟。冬天冷的时候，我把李安裹得像个球，放在电动车前面，用一块棉被盖着他。他缩在被子里露出两只眼睛，问我：“妈妈你冷不冷？”我说不冷。其实我冷得牙齿都在打架。

　　就在那年冬天，我收到了一个包裹。不是从英国寄来的，是从北京。打开一看，是一双小孩的棉鞋，鞋里塞着一张纸条，上面用英文写着：“这是给孩子的。”笔迹是我妈的。我翻遍了包裹，没有信，没有地址，没有任何别的信息。包裹单上的寄件人写的是一个北京的公司名字，我上网查了一下，是一家商务咨询公司。

　　我把那双鞋拿给德全看。他看了半天，说：“要不你回英国一趟？”我说：“回不起。来回机票要一万多，咱家有这个钱吗？”德全不说话了。那年苹果价格不好，超市的利润也只够日常开销，家里确实拿不出多余的钱。

　　我把那双棉鞋放在李安的床头，每天晚上他睡着之后我就看着那双鞋发呆。我摸鞋里面的绒里，厚实暖和，是我妈会挑的那种东西。她知道什么样的棉鞋保暖，小时候每年冬天她都带我去商场买鞋，总要摸半天，挑最厚的那双。

　　二〇一八年春天，德全的苹果园遭了一场冰雹。拳头大的冰雹砸下来，把刚坐果的小苹果打掉了一大半。德全站在地里，看着满地的烂果子，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天晚上他喝了半斤白酒，醉醺醺地跟我说：“要不你回英国吧，别跟着我受罪了。”

　　二〇一八年秋天，苹果又熟了。那一年老天爷赏脸，风调雨顺，苹果长得又大又红，比哪一年都好。德全在地里摘果子的时候，脸上终于有了笑模样。

　　十月十七号，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天是我生日。我压根没打算过，就想着跟平常一样，去幼儿园接李安，回家做饭。下午四点多，我正在超市里整理货架，村主任老周气喘吁吁跑进来，说：“莉莉！莉莉！你赶紧回去，你家来了一群外国人！”

　　我骑上电动车往家赶，到村口的时候远远看见一辆银灰色面包车停在德全家门口，车旁边站着五个人——三女两男，都是外国人，衣着讲究，一看就不是来旅游的。他们旁边围了一圈村里人，都在看热闹。

　　她比我记忆中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大衣，脚上是一双平底鞋，鞋面上沾了村口土路上的灰。她看见我，嘴唇哆嗦了一下，颤着声喊了一句：“Lily。”

　　我站在那儿，手里还攥着电动车的钥匙，脑子一片空白。我爸跟在她后面，比印象中瘦了一大圈，戴着顶棒球帽，看见我先是笑了一下，然后眼眶就红了。另外三个年轻人是我表弟和表妹，小时候跟在我后面玩的，现在都长成了大人。

　　我妈朝我走过来，走到跟前停住了。她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她的手很凉，跟我记忆里一模一样。她说：“你怎么瘦成这样。”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我妈从二〇一五年就开始托人打听我的下落，她只知道我在陕西渭南的一个村子里，具体哪个县哪个镇她都不清楚。她通过英国驻华使馆联系了当地的外事办，外事办又找到了县里，县里找到了镇上，镇上的人说，哦，你们找的是李德全家的那个英国媳妇。就这么一层一层查下来，查了三年。

　　那天晚上，德全在院子里摆了两桌席，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了——红烧肉、炖鸡、清蒸鱼、凉拌猪耳朵，还有他窖藏的最好的苹果。我妈坐在院子里，看着德全在灶台前忙活，看着李安在院子里追鸡，看着村里的邻居端着碗过来串门、操着浓重的陕西话跟她打招呼，她一个字都听不懂，但她一直在笑。

　　我爸从行李箱里掏出一堆东西——给李安的玩具火车、给我的羊毛围巾、给德全的一套工具箱。还有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张支票，上面的数字足够我们把房子翻新三遍。

　　我把信封推回去，说不用了，我们现在过得挺好。我妈又把信封推过来，说：“你拿着。这不是给你的，是给我外孙的。”

　　那天晚上月亮很好，院子里的苹果堆成了小山，散发出一股好闻的甜香。我妈坐在我旁边，握着我的手，一直没有松开。

　　她跟我说，这些年她不是不想我，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总觉得是我选错了路，总觉得有一天我会灰溜溜地跑回去。她等了一年又一年，等来的只有我寄回去的照片和东西。她说，你爸有一回喝醉了，对着你的照片哭了一晚上。她说，她收到那双李安穿小了的棉鞋——就是她寄来的那双——她把它放在自己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摸一摸。

　　德全端着一盘切好的苹果走过来，放在我妈面前，憨憨地笑了一下，说：“妈，吃苹果。”

　　我妈愣了一下。她看了看德全，看了看我，看了看满院子跑的李安，拿起一块苹果咬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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